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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后上班,同事和朋友之间的宴请,你来我往的一直没有间断过。

    三天两头的吃吃喝喝,与其说借此增进感情和交流文化,不如讲通过如此过度的消费来扶植酒厂和餐饮业。其实,这后一种的讲法,到让人在感觉上更舒坦和自然些。

    自年初五,和家里的人吃过了“破五”的团圆饭以后,眼看着都快有一个星期没有去看望父母了。虽然这期间,问询父母的电话一直就不曾间断过,但母亲每每于电话上挂在嘴边上的基本还是大同小异的那些话:

    “少喝酒!酒后别开车呀!自己在家里多喝水啊!早晨饭吃好了!”

    俗话说:“活到八十,只要在父母面前,依旧是个孩子。”

    对于父母一天到晚絮絮叨叨的叮咛和嘱咐,我自己虽说早已不耐烦了,但有时想到“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话,经过一番情绪波动后,禁不住理性地去琢磨和认知:“中国父母对儿女含辛茹苦而又无微不至的关怀,究竟对于国民生存有着何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昨晚,在医院病房里值夜班。下半夜,病房送进来一位七十三岁的急症老人。看那样子,她老人家卧床不起像是有三两年的样子,人不仅枯瘦如柴,甚至左侧偏瘫肢体已经萎缩变形得无法屈伸,而且臀部和足跟有两处褥疮,也烂得已露见了骨头。

    病人进到病房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且意识全无,但由急诊室带过来的心电图上,却显示心跳大致正常。我连忙下医嘱,让护士打针用药,并接上了心电监护。病人家属(应该是老人的小儿子和小儿媳)在旁边再三追问:“还能活吗?还打什么针啊……”

    我在通知家属病危时,才了解到病人有高血压病史多年,半年前偏瘫后,因老人没有工作单位,便一直在家里躺着。

    老人的家里儿女齐全,两男一女。女儿上山下乡后,在那儿成了家,留在了外地。大儿子在一家个体汽修厂工作,没日没夜地忙活,抽不出多少空闲的时间。老人家平时都和小儿子在一起生活,小儿子两口子都在这城里面的一个大工厂上班,而那个曾经路人皆知的大工厂,现今不再是经营不景气的问题,眼前正面临破产倒闭的危险和传言。

    忙活了大半夜,药物支撑着,老太太虽说一直就没有清醒过来,但心脏依旧跳动着。

    大约接近了天亮时分。老人的大儿子,一个人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他身上的汽油味,老远都能闻得到。就在这老大走进门的时刻,小儿媳妇立刻停止了“还能活多久?”的询问,也没和刚进门的大伯哥言语,一会儿就不见了她的人影。这家的老大来到老太太床前,站在那儿始终一言不发。见此情景,他兄弟独自一个人去了走廊尽头,点上了烟卷。

    我给老人的大儿子简单地说明了病情和后果,并提出了继续治疗和进一步检查必须要交足押金才行。

    “押金多少钱?”老大张口问道。

    “先交两千吧。明天看情况再说。”我回答。

    “交给你吗?”他又问。

    “住院票开好了,交到住院处去吧。现在微机联网,不交上钱,白天的药就拿不出来了。”我一边把住院票递给他,一边解释着。

    这老大也没再问什么,一手接过住院票,一手伸进上衣兜里摸索着,转身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