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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就在这一个城市里长大,周围社会上仅是普及义务教育中的同窗同学就有很多,而我自己在这方面却又要更多了一些。

    第一年高考落榜后,又上了一年补习班;高中第三年头上,因为文理科调整而又进了合并后的理科班;初中时于第三年伊始,好不容易考入了年级的“快班”;而在小学之际,也是在第三年头上,至今也没有弄清楚为何被踢到了新组成的“混合班”里。但是,在而今这些同窗同学的圈子里面,能够经常来来往往的却还是在初中时结识的那一伙人。

    其实,这事儿也不奇怪,小学时的天真幼稚和欠缺认知性的来来往往,自然谈不上有什么交情,这也就无须更多解释了。而在重点高中那三年中,凡考进去的每一位,大概都已经意识到了,其他人就是自己要经过“独木桥”时的竞争对手,所以平时除了埋头读书,在彼此交往之间,尽管“闲篇子”也有不少,但就是没有多少说知心话的。

    关于初中阶段的经历,对于我们这一波人来讲,确实也有些特别。因为,那会儿正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逝世一年之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都置身于风雨飘摇之际,即便就是后来推行的“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和理论思路,在那一会儿也不过就是在酝酿期间。所以,就在那样一个阶段,又因为教育问题始终是涉及到祖国未来的大事,尽管每天课间做眼睛保健操时,教室里依然能听到“伟大领袖XXX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是,在相关整个国家未来教育的思想性和方向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却已经出现了不确定性的苗头。而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对于我们当时学习生活上的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课本“教材”的不固定,经常地要更换,甚至有时候就是根本没有课本。那时节在城市的中、小学里已经时髦了近十年的“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学习形式和学校内容,都已经开始脱节了。在我们初一下半年到校办工厂“学工”几个月下来时,还十分意外地发给了每个人几块钱的劳动补助,这可是在整个小学多年“业务”劳动中不曾有过的事情啊。

    初中三年的前一两年,学校里面的集体活动还是很多的,像一阵儿学农一阵儿学工,并且有些课程还没有课本。所以,真正用在读书学习上的时间很少,自然也就玩得欢快又热闹。因此,这一时期的同窗同学们之间“闲篇子”和故事也就特别得多,而交情却也因此愈发深厚了。

    在我的初中同学“圈子”里面,现如今能够经常走动的,屈指一算也刚好九个人。按年龄排序也是惯例了,但就在这已经排好的老幼长序中间,除了当小老板的我们那“老大哥”的位置始终岿然不动以外,其他哥们弟兄几个经常是分不清大小的。这里面的是非原委,或许是源于这帮小兄弟中“当官”和“有权”的确乎太多,你强我盛,互不服气。每当聚在了一起,他们总爱找借口或无缘无故地瞎折腾或闹别扭。单纯这中间里面释放和散发出来的一些不良习气和坏毛病,或许可以归咎于把日常事务工作中的惯性思维演变成了个性品格与德行了吧。

    “哎!你那车手续全了吗?能跑长途吗?”在我们的圈子里,尽管有职务专车和私家车的领导已经不少了。不过,可能是近段时期一定又有了某些不方便,有那么一天我们初中班的“老大”突然打来一个电话,如此这般地问着我。

    “手续全啊!跑海南也没有问题啊!”我怪声怪气地回答着他。

    “我外面谈了笔买卖,要带几个人过去看看,也就你那个车能坐得开,三四天就回来了。”

    我们这“老大”,平时在一起的时候,说起话来总是亦庄亦谐、似真似假的,像这样认真地说起话来,让我一时有些忘乎所以了。于是,顺着话茬嘻嘻哈哈地说到:

    “行啊!反正自己的车。谁开啊?仔细点就是了。”

    “嗨!你那破车吧,开坏了,我跟你买辆新的。明天就叫我那伙计去开啊。”

    听一听,这口气!是人儿就会明白,说这话的一准就是“老大”,否则,谁能有这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