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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数人在一起闲聊,从“男带观音、女带佛”的习俗,到某某人信观音、敬观音甚至喝观音茶、好观音木的实事,以至进入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话题。因为,这期间我曾经插言纠正了一下他人的几个错误,如:浮屠既是佛陀,如来就是西方释尊,弥勒是来世佛祖等等。于是,身旁的一位老大姐悄声地问我:“你喜欢这个吗?我家老太太就爱念叨这些。”

    我已经忘了当时是否认真地回答了那位老大姐的问题,但不久之后,她专程送给我了两本赵朴初先生书名的《佛教念诵集》。

    就因为上面的这件事,禁不住勾起了我的一段往事。

    记得读第一部西方小说《悲惨世界》时,总觉得应是主教大人对冉阿让偷窃行为的宽恕,才在他的心底里播撒下了“信仰”的种子,进而唤醒了他“行善”的念头,也由此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继而又有了那一个接着一个异于庸常生活的故事。也就是从《悲惨世界》这一部书开始,对于愈来愈多、应接不暇的诸多关于宗教性正反面的宣传材料,像是从小说、电影或课本上所传递的信息等,也让我更加急于想去了解关于基督教的由来及其观念的正误。但那时候处在八十年代初,凡是信手可得的报纸、刊物以及在书架上的书本中,一般都找不到类似宗教理念及其起源方面的知识。

    记得当时有一次到某政府机关礼堂去看内部片子,就在济南珍珠泉附近的小胡同地摊上看到一本“西斯廷圣母”作封面的《圣经故事》。当时,我没敢在那儿翻看,就直接买了下来。回家后读罢,感到内容不过是一些神化故事而已。也就是从这本书开始,在随后读书学习中,对于遇到如“伊甸园”“诺亚方舟”“出埃及”一类的时常不加解释的西洋画面和西学术语,也就无需再去查阅和询问了。

    在青岛上大学时,海边城市“过洋节”初露端倪。在校园不远的地方,就是粉刷一新、造型别致的基督教堂。每个星期天早上,在教堂周围路过,总会见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鱼贯而入教堂里。而上午九点整,从那儿隐约传来的钟声,又带给我一份意欲探个究竟的冲动。一日,独自尾随着善男信女们,走进了教堂里面,并怯怯地端坐在后排的一角。当和周边的人们站起来一同唱赞美诗时,身旁的一位老太太把她自己带有歌词的小册子递给了我。那歌声的旋律十分奇特,看着词句,自然而然地就能随着别人合唱起来了。

    凭借眼下尚存的印象,那日牧师讲解得《圣经》内容,即是“耶稣基督,在逃难的路上,何以能用一块饼,就让二百多人都吃饱了。”

    当时的我,正热衷弗洛伊德一派的心理学。听着那悬念四起、云里雾里的布道,心想:“何必要绕那么大的弯子,来解说这其实并不复杂的道理呢?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吃草根不是也翻过了雪山吗!”

    在大学时,同宿舍里有一位和我很要好的同学,他的姑姑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可能因为我有时晚上收听海外的宗教电台,也可能因为闲聊时我对他谈了去教堂的事情。总之,这位同学一定是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姑姑。不曾想她老人家为此转给了我一本崭新的《圣经》,并且是一本香港出版的英汉对照的“新约”。

    今天想起这两件“惊人相似”的事情,很是为这样一些不管是东教还是西教的信徒们虔诚而热心的“布道”精神所感动!

    或许是没有“佛缘”吧,《佛教念诵集》我的确读不下去,无论怎么看,也没有找到,或说精炼不出,像是“三藏、三学、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缘起”的出处和本质,而读着其中那些“唱、念、坐、打”的条条框框,却让我觉得如同当初看朱熹注解的《易经》一样,不单是再讲“阴阳、太极、亢龙无悔”,甚至还传授给你蓍草占卜的规矩哩!

    (2004年9月16草。2014/9/1整。)